汉魏六朝诗论丛(汉魏六朝文人诗)

作者：陈军(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)

摘要：在写稿时代，作者和文案出于各种原因对文字进行有意或无意的改动，造成文字的各种差异，变化如河。汉魏六朝诗歌文本的生成、流传和变异所呈现的复杂面貌，

从低到高，大致可以分为不同文本、随机文章、不同观点三个层次，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关注文本的异同，更要关注文本在更广泛意义上的不确定性；既要注意文本中的静态差异，也要注意特定历史语境带来的动态变化。

东汉魏晋以后，纸作为一种新的文字载体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、知识传播和书籍发行，极大地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，写文稿成为东汉至隋唐文学创作和传播的显著特征[1]。

在文稿大行其道的时代(主要指魏晋南北朝、隋唐)，作者和文案出于文化素养、学术兴趣差异、政治压力、个人目的等原因，对文本进行有意或无意的修改，导致文本出现各种差异。从同步的角度来看，

流动的文字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，变化着，充满差异，就像一条“文字的河流”。

汉魏六朝诗歌早期传播中的“变体”

汉魏六朝诗歌早期传播中存在的文本差异，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：异文(文字异同)、乱文(文乱)、异论(见异)，由低到高、由简到繁[2]。“异体字”的产生有多种原因。

可能在创作阶段，也可能在临摹阶段。在创作阶段，作者收集的作品不同于“自决”和“他决”；在临摹阶段，有不同的原因，比如临摹手，临摹本。我们先来看创作阶段。

(一)“异文”的出现，首先是由于作者自己的修改，属于创作中的变化，是作者自己使文本保持在变化之中。众所周知，一篇文章的初稿和终稿之间往往有一定的时间差，创作在终稿之前发生变化，

东晋的袁弘《北征赋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：

桓玄武命袁彦博写《北征赋》，大功告成。大众和圣贤们一起看着，感叹着。王勋坐时，云：“少恨一句，不如得‘写’字。”袁遗云说：“我心中有无尽的感觉，我独自随风写作。

”龚对王说，“这下我们得怪袁了。"

刘晓注意到：

《宏集》携其《赋》云：“我从传说中听来的，这云是在这田里找到的。感触无穷，独自随风而写。”[3]

袁弘的《北征赋》还是初稿，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增删。并被迫修改(或补充)文章，如袁弘写的《东征赋》:

袁弘从《东征赋》开始，但他没有说陶公。在胡奴引诱的狭小房间里，面对着一把白刃，说：“那是你先干的！君造《东征赋》，云为何不理？”洪窘得不知如何是好，答道：“我在路上，怎么没有云？”因为吟诵：“精金精，

切割时可以折断。功德是人治，职业是静乱。长沙的荣誉是被历史称颂的。"

刘晓注解记载了另一个谣言：

《续晋阳秋》说：“洪从军为司马记室，后为《东征赋》，素有渡江之名。桓温在周楠的时候，有很多议论：‘我绝不会去桓玄城’.青山一饮而尽，归来，众危矣。在几行中，

问洪：写《东征赋》，常称圣人。‘为什么不如贾军？’宏回答说：‘尊公的头衔不是下官敢专事的，所以他不显也不敢显。温乃云：‘为什么要辞职？’宏当即答云：‘风散，或搜或引。虽然肉体会死亡，

道是不能丢失的。然后宣城之节，信也允。温度突然停止了。"[4]

无论是与陶氏家族还是与桓氏家族的关系，都以《东征赋》为例，向我们展示了现实环境(尤其是政治压力)对诗歌创作的巨大影响。

陶渊明《饮酒》 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“见”一作“望”，究竟是“见”，还是“望”，千百年来莫衷一是5。作“见”的话，文义稍胜一筹，但唐宋时代流行的文本可能确如苏东坡所说，

以作“望”字为多，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传唐陆曜《六逸图》 卷6，其中“陶潜葛巾漉酒”一图有陶渊明《饮酒》 的诗句，正作“望”字。“见”“望”之争背后的历史真相很难还原，

除了抄手的原因外，也有可能是陶渊明自己造成的差异。我们不妨作一个推测，陶渊明一开始用的是“望”字，已流传出去，后来改作了“见”字，也流传出去，结果造成两种文本都在世上流传。

与此相关的是作者有无“自定本”的问题。汉魏六朝时期，大部分文人作品以作家别集的形式流传，已有很强的“定本”意识，如曹植的儿子曹志回答晋武帝关于曹冏《六代论》 是否为曹植所作的疑问时，

说要回去查阅父亲的文集目录才能知道。这个文集目录，很可能就是曹植文集的自定本。当然作者的“自定本”后来也可能会遭到篡改，也就是“自定”之后又经“他定”，如曹植《赠白马王彪序》 ：

黄初四年五月，白马王、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，会节气。到洛阳，任城王薨。至七月，与白马王还国。后有司以二王归藩，道路宜异宿止，意毒恨之。盖以大别在数日，是用自剖，与王辞焉，愤而成篇。7

《赠白马王彪》 的诗题， 《文选》 卷二四李善注云：“ 《集》 曰： 《于圈（鄄）城作》 。”另外，诗题及诗序中的“白马王彪”，存在时间错误，

因为黄初四年（223）曹彪的身份是吴王，黄初七年（226）才徙封白马，因此诗题和诗序一定是后来改的。顾农引《三国志》 卷一九《魏书陈思王植传》 说明，

《曹植集》 很可能经过明帝君臣之手的改定8。

有时还会出现两种“定本”（或版本）的情形，如《陶渊明集》 就有南朝梁萧统所编的八卷本和北齐阳休之所编的十卷本。更极端的例子是整部著作（或其中一卷）的改写，如东晋孙盛迫于政治压力，

其历史著作《晋阳秋》 曾写两定本，寄于北方的慕容儁。 《晋书》 卷八二《孙盛传》 ：

《晋阳秋》 词直而理正，咸称良史焉。既而桓温见之，怒谓盛子曰：“枋头诚为失利，何至乃如尊君所说！若此史遂行，自是关君门户事。”其子遽拜谢，谓请删改之。时盛年老还家，性方严有轨宪，

虽子孙班白，而庭训愈峻。至此，诸子乃共号泣稽颡，请为百口切计。盛大怒。诸子遂尔改之。盛写两定本，寄于慕容儁。太元中，孝武帝博求异闻，始于辽东得之，以相考校，多有不同，书遂两存。9

古代印度也有这样的例子，如12世纪史家、诗人迦尔诃纳的《王河》 10，因迫于皇权压力曾改写其中的第8卷，留下两种差异甚大的传本。

学者云：“这一卷共有两个版本的亚原本……最初版本很不讨当朝国王喜欢：迦尔诃那（纳）的父亲被解除了大臣职务，因而迦尔诃那对当朝政权没有好感。然而，当《王河》 被下令提交给朝廷过目，

迦尔诃那重写了卷八的大部分章节，让国王显得更可亲。”11

（二）其次是抄录者和编纂者的原因，如《文选》 卷五六班固《封燕然山铭并序》 记载窦宪北伐的军队共有“骁骑十万”，

《后汉书》 卷二三《窦宪传》 所录《封燕然山铭并序》 作“三万”，一个字差了七万人。如《文选》 卷九班昭《东征赋》 首二句“惟永初之有七兮，

余随子乎东征”，其中“永初”（东汉安帝年号）当作“永元”（东汉和帝年号，永元七年为公元95年）12。又如《文选》 卷一潘岳《西征赋》 “或开关以延敌，

競遁逃以奔窜”二句，李善注云：“言其利也。 《过秦论》 曰：诸侯以百万之众，叩关而攻秦，秦人开关延敌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也。”而贾谊《新书过秦上》 云：“（诸侯）尝以十倍之地，

百万之师，仰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延敌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。”13 《汉书》 卷三一《陈胜项籍传赞》 引贾谊《过秦论》 亦云：“秦人开关延敌，九国之师遁巡而不敢进。

”颜师古注曰：“遁巡，谓疑惧而却退也。遁，音千旬反。流俗书本巡字误作逃，读者因之而为遁逃之义。潘岳《西征赋》 云‘遁逃以奔窜’，斯亦误矣。

”回头来看李善注所引《过秦论》 “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”一句中的“遁逃”，显然是“遁（逡）巡”之讹，但潘岳《西征赋》 很可能如颜师古所说，原文就作“遁逃”。

李善注本《文选》 卷二六谢灵运《登江中孤屿》 ：“乱流趋正绝，孤屿媚中川。云日相辉映，空水共澄鲜。”“乱流趋正绝”一句，颇难索解，

而五臣注本《文选》 作“乱流趋孤屿”14，与下句“孤屿媚中川”形成顶针，意思豁然开朗。“正绝”二字，当是误由注文阑入正文， 《尔雅释水》 ：“正绝流曰乱。”可以想见，

注家对“乱”的解释“正绝”云云被误认作了正文。又《文选》 卷二五卢子谅（卢谌） 《答魏子悌》 ：“俱涉晋昌艰，共更飞狐厄。”讲到两人共同经历的磨难，其中“俱涉晋昌艰”一句，

与诗人当时的历史、地理状况完全不符，清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 卷四六《答魏子悌》 “俱涉晋昌艰”条提出“晋昌”当为“晋阳”音近传写之误，很有说服力15。

六朝隋唐之间书籍以写本流传，我们今天看到的敦煌本《文选》 、敦煌本佛经写卷等，与传世本有不少差异，多是抄手或抄本（抄手所抄之底本）造成的。

如《文选》 卷一九谢灵运《述祖德诗其一》 ：“达人贵自我，高情属天云。”其中“达人贵自我”一句，俄藏敦煌写本242号《文选注》 作“达人遗自我”，从诗义比较来看，

谢灵运在这儿用了“杨朱贵己”的思想，显然作“贵”字胜16。像这样因字形相近而误者不一而足，东汉文人张升之误为张叔也是一例。张升字彦真，东汉晚期重要文人，所著文章有60篇之多17。

后人又有称张升为张叔者，陆机《遂志赋并序》 云：“昔崔篆作诗，以明道述志，而冯衍又作《显志赋》 ，班固作《幽通赋》 ，皆相依仿焉。张衡《思玄》 ，

蔡邕《玄表》 ，张叔《哀系》 ，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。” 陆机《序》 中诸人皆称名，此处“叔”字当作“升”，盖“升”“叔”二字形近而讹。

许多类书所引的诗文也属于此类情形，如班固《汉颂论功歌诗》 之《灵芝歌》 见于《太平御览》 卷五七与《初学记》 卷一五，

《灵芝歌》 云：因露寝兮产灵芝，象三德兮瑞应图，延寿命兮光此都。配上帝兮象太微，参日月兮扬光辉。19

其中“延寿命兮光此都”一句中的“此都”， 《太平御览》 作“此都”， 《初学记》 作“北都”，当系讹误。考《灵芝歌》 为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（74）歌颂“芝草生殿前”而作，

诗意与西汉《郊祀歌十九章》 里的《齐（斋）房十三》 非常接近。 《齐房诗》 曰：“齐房产草，九茎连叶。宫童效异，披图案谍。玄气之精，回复此都。

”20 《齐房诗》 为武帝元封二年（前109）芝生甘泉齐房而作，与《灵芝歌》 所咏之事正复相类。班固《灵芝歌》 中的“延寿命兮光此都”显是袭彼而来，

盖“光”意谓光临，与“回复”之意略同，“此都”是指洛阳宫。

王国维在《〈乐庵写书图〉序》 中写道：“余昔览元、明以来写本书，时时得佳处，而舛误夺落，乃比坊肆劣刻为甚。既而见六朝、唐人所写书，其佳处尤迥出诸刊本，而舛误夺落，则与元、明以来写本无异。

盖古代写本多出书手，其为学士大夫手钞如郑灼之《礼记义疏》 者，百不一见也。”21“古代写本多出书手”，是符合中古社会实际情况的一个判断22，而异文的多少，

自然与抄手的学问水平高低、抄写认真与否有很大关系。陈启源《毛诗稽古编》 曾归纳“字体讹陋”的诸般情形：“有俗体之讹，有借用之讹，有妄减之讹，有妄增之讹，有分一字为二字而讹者，

有合数字为一字而讹者，有因形近而讹者，有因音近而讹者。”23

二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“乱篇”

（一）篇题错误，如东汉初年杜笃《京师上巳篇》 的误题。逯钦立辑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》 收有杜笃《京师上巳篇》 两句：“窈窕淑女美胜艳，妃戴翡翠珥明珠。

”并加有案语：“ 《书钞》 原题杜季稚，稚殆雅之伪。又汉人七言率句句用韵，此艳、珠不叶，疑非出一章。”24其实，这首“七言诗”是杜笃《祓禊赋》 中的句子，

见于《艺文类聚》 卷四，赋云：“若乃窈窕淑女，美媵艳姝，戴翡翠，珥明珠。”25据赋文还可以校订“诗”中的两个误字：“胜”当作“媵”，“妃”当作“姝”。

类似的例子还有《艺文类聚》 卷六九引汉班固《竹扇诗》 ：“供时有度量，异好有团方。来风堪避暑，静夜致清凉。”此《竹扇诗》 实为班固《竹扇赋》 之讹，

见于《古文苑》 卷二26， 《竹扇诗》 之五言四句乃从《竹扇赋》 “削为扇翣成器美，托御君王供时有。度量异好有圆方，来风辟暑致清凉”数句中来，又增加几个讹字。

又如崔骃《北征颂》 ，或题《武都赋》 ，或题《武赋》 ，皆误。今日本藏弘仁本《文馆词林》 卷三四七有“阙题” 《颂》 一首，

罗国威整理该本时，注云：“此篇篇题作者及前半部分已佚，又不见于其他文献，故无从考稽。此卷中该篇排于东晋曹毗《伐蜀颂》 之前，则可确定该文作者系晋或晋以前之人。”27笔者案，

严可均辑《全后汉文》 卷四四载崔骃《北征颂》 ，残存四句：“人事协兮皇恩得，金精扬兮水灵伏。顺天机兮把刑德，戈所指兮罔不克。”见于此篇“阙题” 《颂》 ，

惟“扬”作“杨”。据此，可定“阙题” 《颂》 的作者是崔骃，篇名当作《北征颂》 或《窦将军北征颂》 。

费振刚等整理《全汉赋》 与龚克昌等《全汉赋评注》 据《北堂书钞》 收有崔骃《武都赋》 残篇四句：“超天关兮横汉津，竭西玉兮徂北根。陵句注兮厉楼烦，

济云中兮息九元。”这四句也见于崔骃《北征颂》 ，字句略有不同，可互相发明。崔骃《北征颂》 云：“超天关兮横汉津，朅西岳兮徂北垠。句注兮厉楼烦，济云中兮息九原。

”“朅”意谓离去、离开，“北垠”指极北之处， 《北征颂》 “朅西岳兮徂北垠”一句显然胜于“竭西玉兮徂北根”，“句注兮厉楼烦”一句中的阙字可据“陵句注兮厉楼烦”补“陵”字。

“陵句注”二句中的“句注、楼烦、云中”都是地名，“句注”为古九塞之一，在今山西代县北；“楼烦”，古地名，在今山西宁武县附近；“云中”，秦郡名，治云中县（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）。“九原”显然也是地名，

为秦郡之一，治九原县（今内蒙古包头西）， 《北征颂》 的“九原”在文意上显然胜于《武都赋》 的“九元”。崔骃又有《武赋》 ，残存一句：“假皇天兮简帝心。

”见《文选》 卷一四颜延之《赭白马赋》 、卷五八王俭《褚渊碑文》 李善注，亦收入《全汉赋》 与《全汉赋评注》 。

此句也见于崔骃《北征颂》 ：“假皇天兮简帝心，爰比题兮获鼎宝。”可见，今存崔骃《武都赋》 《武赋》 两篇作品，均为后人误题，皆当归入《北征颂》 中。

（二）序文问题，主要是传抄所造成的“张冠李戴”。一些序文的语气和用词显然不是原貌，如邹阳《酒赋序》 云：“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，集诸游士，各使为赋，邹阳为《酒赋》 。

其词曰：……”28序文中出现的梁孝王是梁王刘武的谥号，显然不当出于邹阳之手。又如《北堂书钞》 卷一二三所载班固“ 《幽通赋序》 ”，

实际是前人（项岱） 《幽通赋注》 中的文字29。再如《艺文类聚》 卷六一所载张衡《西京赋序》 ：“昔班固睹世祖迁都于洛邑，惧将必逾溢制度，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。

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，有陋洛邑之议。而为东都主人折礼衷以答之。张平子薄而陋之，故更造焉。”这段话不见于《文选》 卷二《西京赋》 ，未必为张衡所作，

但《艺文类聚》 为初唐人欧阳询所编，应有所本，庾信《哀江南赋》 “陆士衡闻而抚掌，张平子见而陋之”两句，就用了其中的典故。从《〈幽通赋〉序》 的例子来看，

很有可能这篇《〈西京赋〉序》 本是唐前单行《西京赋》 篇题下旧注之文字，却被误认（或误抄）为序文。

还有完全的错植，如《太平御览》 卷九一六所收张衡《鸿赋序》 ：“南寓衡阳，避祁寒也。若其雅步清音，远心高韵，鹓鸾已降，罕见其俦。而铩翮墙阴，偶影独立，唼喋秕粺，鸡鹜为伍，

不亦伤乎！余五十之年，忽焉已至，永言身事，慨然其多绪，乃为之赋，聊以自慰。”这篇序其实是隋卢思道《孤鸿赋并序》 中的文字， 《隋书》 卷五七《卢思道传》 载：

高祖为丞相，迁武阳太守，非其好也。为《孤鸿赋》 以寄其情曰：……平子赋曰“南寓衡阳”，避祁寒也。若其雅步清音，远心高韵，鹓鸾以降，罕见其俦。而铩翮墙阴，偶影独立，唼喋秕稗，鸡鹜为伍，

不亦伤乎！余五十之年，勿焉已至，永言身事，慨然多绪，乃为之赋，聊以自慰云。其词曰……30

不难发现，所谓张衡的《鸿赋序》 来自卢思道《孤鸿赋序》 。大概是《太平御览》 的编者看到《孤鸿赋序》 中“平子赋曰”等字眼，便认为下面的文字全部来自张衡，

而且还为它们加了《鸿赋》 的标题。其实，张衡根本没有作过《鸿赋》 ， 《孤鸿赋序》 所引“平子赋”的“南寓衡阳”，

来自张衡的《西京赋》 ：“鸟则鹔鷞鸹鸨，鴐鹅鸿鶤。上春候来，季秋就温。南翔衡阳，北栖雁门”，不过是卢思道将“翔”字引作了“寓”。有意思的是，

与魏征《隋书》 同时的唐李延寿《北史》 卷三 《卢思道传》 则引作“翔”字，这可能是李延寿熟读张衡辞赋而作的个人改动。

（三）篇章错乱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班固所作的《北征颂》 。和帝永元元年（89）窦宪北伐匈奴还师，班固作《窦将军北征颂》 ，歌颂窦宪之武功。

严可均曾据《古文苑》 《艺文类聚》 所载班《颂》 残篇，将其辑入《全后汉文》 ，然篇章错乱非常严重，多处难以卒读。

钱锺书云：“篇末‘荡残风’至‘四行分任’一节，文字讹脱，不可句读。汪兆镛《椶窗杂记》 卷三谓朱启连为句读之，以‘风’、‘阴’、‘淋’、‘弄’、‘任’为韵，亦未词达理顺。”31幸运的是，

在元明时人所编的文学总集元陈仁子《文选补遗》 及明贺复徵《文章辨体汇选》 （均收入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 ）里，可以看到班固《北征颂》 的完篇。其中，

《文章辨体汇选》 之《北征颂》 似从《文选补遗》 抄来，但其本有优于《文选补遗》 之处。

探讨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“乱篇”，隋代牛弘所说的古今图书“五厄”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32。在中国古代，人们对官方藏书的质量有很强的信心和很高的期待，

而董卓之乱、永嘉之乱、西魏平江陵、隋末战乱、安史之乱、唐末战乱等几次大的战乱，对文献造成了巨大破坏。官方“定本”（一些别集、总集或许本来就没有“定本”）既已不完，唐宋时代的整理者又甚荒疏，

就造成了中古文献的混乱状况。

在六朝别集、总集大量散佚以后，文本歧异、莫衷一是的情况在两个时期特别突出。一是唐代初年，如类书《艺文类聚》 《初学记》 等，不够严谨，常常有混淆作者、张冠李戴的情况。

林晓光曾以《艺文类聚》 为个案，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，他认为：“唐宋类书对六朝文献的载录，并非全文照录，甚至也不是局部节录，而是进行剪切删削，再将零碎片段予以拼接，其形态更应称之为截取缩写。

”33这种情况不仅在《艺文类聚》 中存在，在《北堂书钞》 （成书于隋代）、 《初学记》 等其它早期类书中普遍存在着。今天的人们可以借助于一些六朝隋唐文献的旧抄本，

如敦煌吐鲁番所出唐抄本《文选》 、日本藏唐抄本《文选》 、 《文馆词林》 等34，来纠正传世本的一些错误（当然也要注意到这些唐抄本本身也有一些文字错误）。

二是北宋初年，问题集中于《文苑英华》 《古文苑》 等诗文总集上。李昉等所编《文苑英华》 中的萧梁诗文，与其它传世文献相较有不少歧异。

三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“歧说”

“歧说”更为复杂，涉及别集、总集、史书、类书等各种文献。“歧说”出现的原因，既有后人故意作伪的情况，也有文本传播的因素：

（一）真伪。如《柏梁台诗》 的真伪问题，历代学者意见不一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 举出五条证据，论证其非汉武帝时代所作。

逯钦立《汉诗别录》 35、伏俊琏《〈柏梁台诗〉再考证》 36、王晖《柏梁台诗真伪考辨》 37等文，则认为《柏梁台诗》 作于汉武帝时期，其真实性无可怀疑。

又如关于“苏李诗”38和《古诗十九首》 时代的讨论，至今没有一致意见。

再如东汉后期秦嘉与徐淑的《赠答诗》 ，有学者怀疑其真实性39，其质疑不无道理，因为如果《赠答诗》 确是秦嘉、徐淑夫妇所作，以他们二人的创作水平，

却没有被南朝刘宋范晔的《后汉书文苑传》 和《后汉书列女传》 收入，终究是一件奇怪的事。又如署名蔡琰的《悲愤诗》 （五言和七言两首，

见范晔《后汉书》 卷八四《列女董祀妻传》 ）、 《胡笳十八拍》 （琴曲歌辞，见宋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 和朱熹《楚辞后语》 ）40，

有学者从《悲愤诗》 首句“汉季失权柄”看出了伪作的狐狸尾巴。与此相类似的还有《孔雀东南飞》 ，序文中出现了“汉末建安中”的字眼，也让人怀疑41。

又如《文选》 卷四四陈琳《檄吴将校部曲文》 ，学者对此文真伪存有疑问，“一般认为此檄乃荀彧死后，建安二十一年（216）曹操征吴之际为荀彧从子荀攸而作，或齐梁时代文士的伪作，

详清人朱珔《文选集释》 卷二一、梁章钜《文选旁证》 卷三六、近人卢弼《三国志集解》 卷一《武帝纪》 建安十七年（212）” 42。顾农认为：“从内容来看，

此文应当不伪，只是开头打着尚书令荀彧的旗号是不对的，此公已死于建安十七年（212）。估计此文在流传过程中有被浅人妄改的地方。”43

（二）篇题。如西汉班婕妤的《怨歌行》 ，见《文选》 卷二七（ 《乐府诗集》 卷四二《相和歌辞楚调曲》 同），

南朝梁徐陵编《玉台新咏》 卷一作《怨诗》 ，南朝梁钟嵘《诗品》 卷上称《团扇》 诗。又如《文选》 卷四四陈琳《为袁绍檄豫州》 ，

研究者对其篇题提出了疑问，见曹道衡、沈玉成关于此文的讨论44。 《文选》 卷二七鲍照《还都道中作》 ，李善注云：“ 《集》 曰： 《上浔阳还都道中作》 。

”钱仲联《鲍参军集注》 “ 《上浔阳还都道中》 ”注云：“此诗《文选》 题为《还都道中》 ，毛扆校宋本《鲍集》 作《浔阳还都道中》 ，

皆无‘上’字，则‘上’字为误衍。此诗盖即作于发浔阳时。”45其实细细思来，诗题“上浔阳”也可以说得通，因浔阳地处江州，对都城建康来说处于上游，诗人先由建康溯流而上，后复还都，

诗题将“上浔阳”与“还都”二事合并言之，理解上并无窒碍。

（三）作者。如《初学记》 卷一九西汉王褒《责须髯奴辞》 ， 《古文苑》 卷一七以为东汉黄香作。又如东汉《征士法高卿碑》 实非胡广撰，

《太尉刘宽碑》 非桓麟作， 《艺文类聚》 所系皆误。胡广《征士法高卿碑》 载于《艺文类聚》 卷三七，考法真卒于中平五年（8），年八十九，

而胡广卒于熹平元年（172），年八十二，卒年在法真前，不及为法真撰碑46。此碑盖为法真友人郭正所作， 《后汉书》 卷八三《逸民法真传》 载友人郭正称之曰：“法真名可得闻，

身难得而见，逃名而名我随，避名而名我追，可谓百世之师者矣！”这段话正好可以与碑相印证，碑云：“名不可得而闻，身难可得而睹。……所谓逃名而名我随，避名而名我追者已！揆君分量，轻宠傲俗，乃百世之师也。

”范晔《后汉书》 所引郭正的话盖简括碑文而成。

《太尉刘宽碑》 有两篇，一篇为蔡邕作。另一篇载《隶释》 卷一一，又略见《艺文类聚》 卷四六，云后汉桓麟撰，严可均从之，将其辑入《全后汉文》 卷二七。

然此碑实非桓麟作。据《后汉书》 卷三七《桓荣传》 ，桓麟在桓帝初为议郎，入侍讲禁中，年纪至少15岁，且其早卒（年四十一），如以建和元年（147）为桓帝初，

则其卒年当在灵帝熹平二年（173）左右。据《太尉刘宽碑》 ，宽卒于中平二年（5）二月，此时桓麟已去世多年，不可能为刘宽撰碑。

该碑字句多同于蔡邕《太尉刘宽碑》 （载《全后汉文》 卷七七），颇疑亦出邕手47。

另外，东汉时代出现的众多官箴作品，也存在着作者淆乱的问题，详见下页表。

又如南朝梁陈时期陈昭的《昭君怨》 （见《艺文类聚》 与《乐府诗集》 ）， 《文苑英华》 和《阴铿集》 将著作权给了阴铿，

逯钦立辑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 则两收之。52有些诗歌的作者问题又与代笔有关，如《玉台新咏》 有《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》 ，题魏文帝曹丕作；而同一首诗列入《艺文类聚》 时，

则题为《为挽船士与新娶妻别》 ，署徐幹作。顾农认为：“考虑到徐幹在曹丕那里当过‘文学’，侍从之臣代主人作诗非常常见而很少有相反的情形，我们宁可相信晚出的《艺文类聚》 。”53

（四）作者与篇题都有问题。如《文选》 卷四三赵景真《与嵇茂齐书》 ：“安白：昔李叟入秦，及关而叹；梁生适越，

登岳长谣……”李善注云：“ 《嵇绍集》 曰：‘赵景真与从兄茂齐书，时人误谓吕仲悌与先君书，故具列本末。’赵至，字景真，代郡人，州辟辽东从事。从兄太子舍人蕃，字茂齐，与至同年相亲。

至始诣辽东时，作此书与茂齐。干宝《晋纪》 以为吕安与嵇康书。二说不同，故题云景真，而书曰安。”可知这封书信的作者和收信人有两种说法，一是赵至与嵇蕃，二是吕安与嵇康，

李善把二说原委都罗列了出来，但没有作出判断，后代学者多以后说为是。

余论

上述情况虽然多是一些小问题，却影响到我们对中古文学史真相的认识54。正如前人所说，“校文字易，校是非难”，而乱篇之整理、歧说之鉴别更是不易。对于汉魏六朝诗文中存在的这些文本流动和变异现象，

要求我们跳出具体作家、作品的束缚，尽量从整体上把握其状况。在研究工作中，我们不仅要注重文字异同（“异文”），还要重视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本不确定性（如“乱篇”“歧说”）；不仅要重视静态的文本歧异，

更要重视具体历史语境给文本带来的动态变化。

中古诗文文本一些貌似无序的现象并非无序，而是无序之中的“有序”，如“赠答诗”的收录问题。六朝时代两个作者之间的“赠答诗”，常常是“赠诗”与“答诗”一同完整地被收入各自的文集，

这种现象在陆机、陆云的别集中普遍存在着。因为不收入的话，读者很难孤立地来理解文本，正如后代诗人的原作与他人的和诗都同时被收录文集之中，一个文本必须在一个文本群的环境下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。

先秦两汉的子书不少需要以篇章为单位来讨论55，汉魏六朝文学恐怕也需要更为细致的工作，一些诗文的篇题、序文、正文需分开讨论，这样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。篇题问题，

如前面讨论的崔骃《北征颂》 的问题。序文的情况也很复杂，除了前面讲过的例子，还有序文后加的情形，如陶渊明的《饮酒二十首》 诗序。据陶渊明所言，这篇序文是在诗歌完成以后才写的，

诗歌写作与序文写作的时间有一定距离。蔡邕的《述行赋》 更为复杂，其序文与赋的写作时间不一致，当是后来补作。桓帝延熹二年（159）秋，梁冀新诛，宦官头目徐璜、左悺听说蔡邕善于鼓琴，

便以天子的名义命蔡邕赴京。蔡邕不得已，行到偃师，称疾而归， 《述行赋》 就作于此时。但在《述行赋序》 里，蔡邕直斥“五侯”之逆行，

并讲到桓帝对直言极谏之士的残酷打击：白马令李云上书言宦官之祸，触怒桓帝，被处以极刑；大鸿胪陈蕃也因求情被桓帝下狱，后免归田里。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延熹三年（160），

《述行赋序》 很有可能是蔡邕后来的补作56。

抄写带来的文本变动以及文献的不确定性，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文学中存在，在西方也很普遍，其成果有可资借鉴之处。如关于《圣经》 古代写本的研究表明，

《圣经》 的诸多异文和文字差异与抄写者有很大关系：他们有时会看错和听错单词，

从而产生字母的拼写错误；有时会无意中漏掉短语和句子；有时会改动（或纠正或希望改进等等）自己所抄的文本——抄写不一定是简单机械的模仿，而常常伴随着对文本有意的改动57。除了西方的古代写本研究，

印度古代经典以及梵文写本的研究，也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发。例如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间印度著名诗人迦梨陀娑（Klidsa）的长篇叙事诗《罗怙世系》 ，流传至今，存在许多文字差异，

很多属于诸说并通的情形。

注释

1关于写本、抄本等概念的辨析及比较，参见张宗品《写本考略》 ， 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 2014年第2期；童岭《“钞”、“写”有别论——六朝书籍文化史识小录一种》 ，台湾《汉学研究》 第29卷第1期，

第257—280页。

2严格说来，“歧说”不属于简单的文本歧异，但为了全面呈现汉魏六朝诗文文本流动与变异的复杂性，笔者在这儿一并讨论。

34 《世说新语笺疏》 ，刘义庆撰，刘孝标注，余嘉锡笺疏，周祖谟、余淑宜整理，第270页，第274页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5据袁行霈统计，陶集异文有740余处。袁行霈《宋元以来陶集校注本之考察》 ，载袁著《陶渊明研究》 ，第205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。

6袁行霈： 《陶渊明影像——文学史与绘画史之交叉研究》 ，第5页，中华书局2009年版。

7萧统： 《文选》 ，李善注引，胡克家考异，第340页、第915页，清胡克家刻本《文选》 ，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版。本文所引《文选》 及李善注，

如无特殊说明，均见此本，下文不一一出注。

8顾农： 《曹植札记二题》 ， 《书品》 2013年第2期。

9房玄龄等： 《晋书》 ，第2148页，中华书局1974年版。

10 《王河》 是一部以诗歌形式记述克什米尔王朝历史的著作，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古代印度现存最早且唯一的史书。

11迈克尔维茨尔（Michael Witzel）： 《十九、二十世纪的西方文献学——以印度学为重心的回顾》 ，张远译， 《古今论衡》 第26期（2014年6月），第139页。

12参见梁章钜《文选旁证》 卷一二引阮元的考证，梁章钜： 《文选旁证》 ，穆克宏点校，第301—302页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。

13贾谊： 《新书校注》 ，阎振益、锺夏校注，第1—2页，中华书局2000年版。

14萧统： 《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》 ，吕延济等注，第409页（下），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版。

15何焯： 《义门读书记》 ，崔高维点校，第911页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。

16参见傅刚《俄藏敦煌写本242号〈文选注〉发覆》 ， 《文学遗产》 2000年第4期。后收入傅《〈文选〉版本研究》 ，第276—294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。

17范晔： 《后汉书》 ，李贤等注，第2627—2628页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。

欧阳询： 《艺文类聚》 第1册，汪绍楹校，第473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。严可均： 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（附索隐）》 ，第2010页，中华书局1958年版。

19徐坚等： 《初学记》 下册，第377页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李昉等： 《太平御览》 第3册，第2578页（上），中华书局1960年据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复制重印版。

20班固： 《汉书》 ，颜师古注，第1065页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

21王国维： 《王国维文集》 ，第167页，线装书局2009年版。

22中古社会书手之多，如《北齐书》 卷三九《祖珽传》 载南朝梁武帝时代所编类书《华林遍略》 传到北齐境内的情形。李百药： 《北齐书》 ，第515页，

中华书局1972版。

23陈启源： 《毛诗稽古编》 ， 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 ，第85册，第335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。

24 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 ，逯钦立辑，第165页、第108页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25欧阳询： 《艺文类聚》 ，汪绍楹校，第69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。

26清嘉庆十四年（09）孙星衍“岱南阁丛书”重刻宋淳熙六年（1179）韩元吉九卷本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。

27罗国威： 《日藏弘仁本〈文馆词林〉校证》 ，第119页，中华书局2001年版。

28参见《西京杂记》 （葛洪： 《西京杂记》 ，第178—4页，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）及《初学记》 （徐坚等： 《初学记》 ，第241页，

中华书局1962年版）。

29参见许云和《德藏吐鲁番本汉班固〈幽通赋〉并注校录考证》 一文的考证，见载许云和《汉魏六朝文学考论》 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。

30魏徵等： 《隋书》 ，第1398—1399页，中华书局1973年版。

31钱锺书： 《管锥编》 ，第1572页，三联书店2007年版。

32“五厄”之说见《隋书》 卷四九《牛弘传》 。

33林晓光： 《〈闲情赋〉谱系的文献还原——基于中世文献构造与文体性的综合研究》 ， 《文学评论》 2014年第3期。

34参见饶宗颐编《敦煌吐鲁番本〈文选〉》 ，中华书局2000年版，周勋初编《唐钞文选集注汇存》 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。

35逯钦立： 《汉魏六朝文学论集》 ，第108页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。

36伏俊琏： 《〈柏梁台诗〉再考证》 ， 《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》 第三辑，第331页，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。

37王晖： 《柏梁台诗真伪考辨》 ， 《文学遗产》 2006年第1期。

38李少卿《与苏武三首》 、苏子卿《诗四首》 ，见《文选》 卷二九。又《古文苑》 载十首，苏武二首、李陵八首。

39参见木斋《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》 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。

40参见文学遗产编辑部编《〈胡笳十八拍〉讨论集》 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。较近的研究有王小盾《琴曲歌辞〈胡笳十八拍〉新考》 ， 《复旦学报》 1987年第4期， 《〈胡笳十八拍〉和琴歌》 ，

《古典文学知识》 1995年第5期。

41关于以上诸名篇真伪的学术史讨论，参见刘跃进著《中古文学文献学》 相关章节的评述和研究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。

42冈村繁： 《永青文库藏敦煌本〈文选注〉笺订》 ，罗国威译，载罗国威《敦煌本文选注笺证》 ，第123页，巴蜀书社2000年版。

4353顾农： 《从孔融到陶渊明——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》 ，第95页，第113页，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。

44曹道衡、沈玉成： 《中古文学史料丛考》 ，第58—59页，中华书局2003年版。关于此文敦煌本及文字异同，参见冈村繁著、罗国威译《永青文库藏敦煌本〈文选注〉笺订》 ，载罗国威著《敦煌本文选注笺证》 ，

第88—123页。

45钱仲联： 《鲍参军集注》 卷五，第311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。

46见《后汉书》 卷八三《逸民法真传》 、卷四四《胡广传》 ，范晔： 《后汉书》 ，第2774页、第1510页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。

47陆侃如也有同样的意见，但未加以论证。参见陆侃如《中古文学系年》 ，第285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。

48 《全汉文》 卷五四严可均案语云有详考参见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 ，第421页（上）。

49 《司空箴》 ， 《艺文类聚》 卷四七作扬雄， 《初学记》 卷一一作崔骃， 《古文苑》 作扬雄，注云：一作崔骃。

《全汉文》 卷五四严可均案语云：“ 《文选西都赋》 注引首二句作扬雄。” 《尚书箴》 ， 《艺文类聚》 卷四八作扬雄， 《古文苑》 作崔瑗，

注云：一作扬雄； 《太常箴》 ， 《艺文类聚》 卷四九作扬雄， 《初学记》 卷一二作崔骃， 《古文苑》 作崔骃，注云：一作扬雄； 《博士箴》 ，

《艺文类聚》 卷四六作扬雄， 《古文苑》 作崔瑗。

50 《全后汉文》 卷四四严可均案语云：“ 《司空箴》 ， 《艺文类聚》 四七以为扬雄作…… 《尚书箴》 ，

《初学记》 十一以为繁钦作…… 《太常箴》 ， 《艺文类聚》 四九以为扬雄， 《古文苑》 作崔骃，注云：‘一作扬雄。’…… 《大理箴》 ，

《初学记》 十二引汉崔德正《大理箴》 ，未详德正为谁。 《古文苑》 作崔骃，今据之。…… 《河南尹箴》 ，又《御览》 二百五十二作扬雄，误。

西汉无河南尹。”严可均： 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 ，第715页。

51 《侍中箴》 当为繁钦作。

52参见刘国珺《对古籍中阴铿、陈昭的昭君诗考辨》 ， 《南开学报》 1988年第3期；曹道衡、沈玉成《中古文学史料丛考》 ，第680—681页，中华书局2003年版。

54需要说明的是，本文写作的目的主要在通过具体例子的分析，呈现汉魏六朝诗文文本的复杂性，以便读者在阅读时予以足够的注意，

并无意否定固有的以《文选》 为基础的汉魏六朝诗文文本的“稳定性”。

55参见余嘉锡《古书通例》 ，第93—98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。

56这种文本形成过程中作者自己的补作和回改，属于创作问题而非传播造成的，蔡邕《述行赋序》 、曹植《赠白马王彪诗序》 中存在的“年代错误”，是可以得到解释的。

57参见Michael D. Coogan ed. The New Oxford Annotated Bible (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with the Apocrypha, Augmented Third Edition),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7, “Textual Criticism”, p.461。

来源： 《文学评论》 2021年第1期